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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礼仪志》的这段话是唐高宗在乾封二年后所下的诏书，拟诏人断不敢误写。

朱熹在解释《西铭》时，再度回到这一思想: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则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韦伯面对现代铁笼不得不求助于民主体制与之抗衡，然而民主制度本身又可以与铁笼合谋，如此加剧了生存者的铁笼困境。

这种大同秩序是否脱离了家秩序的原型,而构成一种与家的原型无关的秩序类型呢?其实,就《礼运》的整体脉络而言,"天下为公的大同尽管在治法上不再支持一家之治意义上的家天下的制度安排，但在理念上仍然支持天下一家的治道，即将天下之人整合为一个宇宙大家庭。马克斯·韦伯视域下儒家传统与中国的家产官僚政制 马克斯·韦伯将传统中国视为有着统一文化的家产官僚制国家。这并不是说齐家就与治国、平天下具有同质性，事实上，三者作为不同领域，具有分殊化的不同原则。然而，《礼运》通过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意在从理念上实现天下一家与一家之治的解绑，天下为公超出了一家之治，不再以家族内部的世及制度作为社会基础，相反，通过选贤举能的机制，以天下之人治理天下，其内涵正指向天下作为天下人的天下，所否定的乃是一人一家一姓之天下,所导向的则是这个意义上的天下一家":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后人在家天下这一语词中看到的往往都是这一内涵，这个内涵进一步被降格为天下乃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家天下被理所当然地等同于私天下,当秦汉以后的大一统郡县集权政制以皇帝的一人之治表现出来时，似乎更强化了这一见解，而近代的进步-进化论又使郡县制大一统被视为相对于民主制的业已被历史进化叙事所克服的过时的政治形式,所有这些都强化了家天下等同于私天下的认识。

韦伯在儒教中国中发现的权限划分的匮乏，在黑格尔那里则是皇帝一个人的任意式自由以及君主与政府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在历代的主流解释中，从五帝之天下为公到三代之天下为家，乃是时势之不得不然，此中有出于天而不系于人的因素为之主导。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

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四时》篇对此所论最详，作者认为，四时各有其政，不可错乱，否则就会气候反常，导致灾害，如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总之，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阳尊阴卑的思想是黄老道家的重要思想创造，我们不能因为其中有浓厚的阴阳观念就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只属于阴阳家的思想。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

随着研究的推进，帛书《黄帝四经》中的政治哲学得到更多的关注，作为其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的阴阳刑德思想也开始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黄帝四经》的核心思想。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的出土，为厘清黄老道家同阴阳家的关系提供了关键性的新材料。

白奚，山东理工大学特聘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文史哲》2021年第2期，第28-38页 进入 白奚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马王堆帛书 黄帝四经 阴阳 。《黄帝四经》的阴阳灾异思想非常丰富。已阳而有（又）阳，重时而无光，如此者举事将不行。四者俱犯，则阴阳不和，风雨不时，大水漂州流邑，大风漂屋折树，火暴焚，地燋草。

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一是被用来指导政治活动，此即所谓因天时。第四，阴阳家是阴阳五行家的简称，邹衍深观阴阳消息，明于五德之传，他的学说就是阴阳说与五行说的结合，而《黄帝四经》中却只见阴阳不见五行，这说明《黄帝四经》成书的时候，阴阳说与五行说尚停留在阴阳自阴阳、五行自五行的各自独立发展的阶段，尚未合流为阴阳五行说，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等思想已在《黄帝四经》中出现并已经比较成熟了。

《黄帝四经》的阴阳刑德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十大经·姓争》提出的刑阴而德阳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基于对阴阳二气在一年中盈缩消长的规律以及天地之道和人事之理之关系的认识。《管子》和《吕氏春秋》的刑德论，运用天道阴阳的理论为刑德的施行进行了哲学论证，使之获得了天道观方面的理论支撑。

第二，现存典籍中所见到的邹衍思想，其中只有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并没有四时教令等思想内容。这种强调天地间的阴阳之气同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的思想，是春秋时期的阴阳观念所没有认识到的，这表明阴阳观念在更大程度上深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是《黄帝四经》对阴阳思想的重要推进。

本文拟对这四项内容分别进行系统的梳理，并结合传世文献，理清战国中晚期阴阳思想发展的这条重要线索，以补充学界对该问题研究的不足。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显然，在先秦那个列国激烈竞争并渴求治国良方的时代，某种政治理论是否披上天道阴阳的神圣外衣，其对列国君主的影响力是大不一样的。《吕氏春秋》将德与刑更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此即所谓月令。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将春秋以来的阴阳观念运用于指导社会活动，提出了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的重要思想，奠定了黄老道家阴阳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四项内容在《管子》和《吕氏春秋》中逐步得到了细化和丰富。而当阴气发展到极致时，阳气就开始转盛，这种变化发生于事物的内部，那就是万物内部萌发的生机，而从事物的外在往往不易看出。

穆穆天刑，非德必倾，从而根据宇宙间最基本的自然现象阴阳四时的流布运行规律，为刑与德的施行确立了根据和法式，在中国思想史上首创了刑德与四时相配的理论模式。《黄帝四经·称》以阴阳明尊卑之大义，是对尊卑上下这一远古就有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深层观念的第一次理论化的表述，第一次从天道阴阳的高度，对尊卑有序、贵贱有等这一中国古人心目中合理的社会秩序进行了形而上的哲学论证。

例如同是春季，三个月中各有不同表现：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可见在《黄帝四经》作者看来，灾异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社会政治的刑德失序是天地间阴阳失调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黄帝四经》这里讲的是德与刑两种治国手段的使用在一年中有先后之序，德之于刑只具有时序上的优先性，且德与刑在年复一年的循环中又是交替为用的，二者之间其实并无轻重主次的关系。《黄帝四经》用阴阳观念解释季节的变化，把四季的推移看成是阴阳消长的结果，把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达成的关于季节变化同农业生产的关系的经验性认识上升到天人关系的高度，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为顺天授时或敬授民时的思想。

诸阳者法天……诸阴者法地。有事阳而无事阴，信（伸）者阳而屈者阴。在《吕氏春秋》中，四时之禁令又被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十二个月，《管子》中的明主也换成了天子，天子从穿衣吃饭到发布政令，在每个月中均各有宜忌和具体规定，这在该书的十二纪中有详尽的记述，兹不赘举。因天时是四时教令思想中的基本原则，也可以说是全部《黄帝四经》阴阳思想中一以贯之的基本原则，是《黄帝四经》对古代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慎子》《管子》《文子》《吕氏春秋》等战国时期的重要典籍中都有对因天时的阐述发挥。

再者，宿与缩通假亦不乏其例，《庄子·徐无鬼》枯槁之士宿名，俞樾《诸子平议》按宿，读为缩，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宿，字或作蹜。首先，为阴阳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空间，使其得以在人类社会特别是政治问题上大显身手，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最终极大地促进了阴阳理论的发展。

在《黄帝四经》的阴阳思想中，四时教令阴阳刑德阴阳灾异和阳尊阴卑是其主要内容，这些内容对后来兴起的阴阳家学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重视自然灾异并试图对自然灾异作出解释，这是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无论是未尽天极还是错失天极，在《黄帝四经》中都被认为是逆天时，都会招致天刑天殃天诛等惩罚。《十大经·兵容》亦曰：因天时，与之皆断。

从《黄帝四经》的因天时，到《管子》的四时禁令，再到《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四时教令思想深化发展的轨迹。宿的引申义久用于此处也不稳妥，久具体指多长时间？如何把握？若谓久阳修刑显然不大具有可操作性。客阳主人阴，师阳役阴，言阳默阴，予阳受阴。在作者看来，春夏两季阳气充盈，万物萌发生长，宜施行温和的政治——德政，以符合阳节。

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藏。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

可见，四时教令的核心思想是顺应天道之大经，为人类社会确立天下纲纪。这一步十分关键，是对阴阳观念的重大推进。

邹衍的著作早已亡佚，我们虽然缺乏确凿的、直接的材料来证实其中包含了四时教令等思想，但仍然有迹可循，可以间接得到证实。作者认为，为政之所以要刑德相辅并用，是因为人事必须符合天道，天道有阴有阳，为政就要有刑有德。